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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关于金庸小说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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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3-5 08:15: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关于金庸小说的思考 假如没有金庸武侠,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又将会是怎样,谁也无法想象。翻开金庸小说,那些光怪陆离的武侠世界,满眼兰芷,满目缤纷。从快意恩仇“大丈夫生有何欢,死又何惧”到醉里挑灯看剑铁马冰河入梦来;从潇湘夜雨十年灯的悲戚到独剪红烛映红妆的情仇;从驰骋万里关山壮士悲豪情到幽忆怨断春秋儿女笑痴情;从“十年生死两茫茫”的生死眷恋到“沧海独首遗世事”的浮云过往,尽归与“白马啸西风”,江湖弹指老。          在金庸开辟的武侠天地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小说字里行间所洋溢着的雄浑稳健,神秘优美的气息。武的精深奥妙,侠的深刻隽永,爱的曼妙多姿,文化的博大精深,并通过这神秘瑰丽、豪气冲天的武侠世界来理性地思考、探索现实的世界。        一、关于武功          金庸小说的武功,神奇夸张到令人目不暇接,而有合情合理。金庸所描写的“武”不仅依赖着剑、刀等“十八般武器”,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开辟出了新的境界。如《书剑恩仇录》中的庖丁解牛,《射雕英雄传》中的降龙十八掌,《神雕侠侣》中的黯然消魂掌,《天龙八部》中的太祖长拳,都令人惊叹不已。而金老又在小说里镶入《九阴真经》、《葵花宝典》等直指权利、地位的诱惑,更有《笑傲江湖》里独孤九剑般潇洒随意追求自由的武功,无形间赋予了各种武功以强盛的生命力。    金庸小说里的武功有的刚烈迅猛、排山倒海;有的潇洒飘逸、棉里藏针;有的阴毒凶残、卑鄙无耻。给人以新的体验,新的思索,新的美感,新的享受。          当然,金庸笔下的武功,不仅仅在武功招式上争奇斗艳,而更重视和推崇武学之道。梅超风的“九阴白骨爪”,东方不败的《葵花宝典》,星宿老怪的“吸星大法”,岳不群的“辟邪剑法”,虽然威力惊人,却终归邪不胜正。什么人使用什么样的武功,使什么样的兵刃,用什么样的路数,都不是随随便便,而是精心安排的。郭靖、段誉、张无忌等都是在内功修好练成之后才学会顶尖招式的。周芷若的基础功力较差,短时间内速成“九阴白骨爪”一遇到《九阴真经》的嫡派传人便一败涂地。光明左使杨逍练“乾坤大挪移”,练到第二层就就无法上进,而内功深厚的张无忌只花一两个时辰便练到了第七层。慕容复善于“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表面上样样精通,实际上没有一样过硬,所谓的“南慕容”在别人看来只是徒有虚名罢了。    金庸强调习武的“顿悟”精神,讲求“无招胜有招”。《射雕英雄传》中周伯通自创的七十二手空明拳是由房屋只有有了内部空间才能住人这样至简至拙的道理中悟出来的。这就是《老子》所说的“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倚天屠龙见剑》中,张三丰传授张无忌太极剑法时,要求他不是一招一式地死住,反是要把所有招式忘得干干净净。张三丰要传授的不是“剑招”而是“剑意”,任意所至,行云流水,绵绵不绝,有如做人行事。           二、关于侠义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主张民族平等、融合团结的兼爱精神;惩恶扬善、见义勇为、舍己为人、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知难而进、艰苦奋斗、勇于开创、不断修为的进取精神;忠实厚朴、淡薄名利、诚实守信、一诺千金的人格精神……凡此种种,都已经由春秋战国时期游侠“能解人之缓急也”、“不顾自己的安危与得失为主人两肋插刀”的旧的侠义精神上升到金庸所推崇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譬如郭靖,他一生侠丈仗义,保境安民,坚守襄阳城数十年,是因为他身上有自觉的“为国为民”的责任与道义。在《神雕侠侣》中,郭靖对杨过说道:“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丈义,济人困厄固然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地助守襄阳。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    又如《天龙八部》中的萧峰,他生活于宋辽严重对立、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代,尽管武功卓绝,崇威望高,但他契丹人后裔的身份被揭开后,被人陷害,落下“杀父、杀母、杀师”的罪名和“忘恩负义、残忍好色”的考语,被视为魔鬼一般的“大恶人”。民族的对立,迫使他辞去丐帮帮主的职位,更一步步逼迫他身不由己地陷入民族矛盾的旋涡。而在命运悲剧中,萧峰却显示了他性格中种种过人之处:果断而又稳重,宽厚却有原则,豪迈而不失细心,刚毅而内蕴深沉感情。他最终超越了狭隘的民族立场,坚定地为宋辽两国的平民百姓着想,用死来换取民族间的和平,“侠之大者”,跃然纸上。       陈平原先生说“侠客可以不理会朝廷王法,但不能没有民族感情。爱国无疑比忠君更容易让现代读者所接受。”金庸小说的思想根基,已将《史记》中的侠义精神进一步深入和发展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精神不一定针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是体现了墨家“仁人之事者,必务求与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兼爱思想。    假如以“好汉”、“侠客”和“英雄”三词进行辨别,便不难发现三词具有一种递推的顺序。金庸小说诠释的“侠”超越了旧武侠的概念,赋予了“侠”更深沉的内涵。对英雄的思考,对家国天下、对民族民生的关怀,都具有穿越时空,为当世所需要,为后世所传递的文化特质;金庸的侠更洞悉儒道墨释等思想精髓,并引申至一切人类积极的哲学流派,御之载道,将侠的眼光放得更远大,以促进民族团结,国家安治,与社会进步。      “侠之大者”,是金庸武侠小说中最光彩绚丽的篇章,自陈家洛、袁承志、经射雕三部曲中郭靖、张无忌,再到萧峰,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而仁人侠士们秉承的“仁、义、礼、智、信”,正是金庸侠义精神的根基,深刻而隽永。而我们现实社会所推崇的时代先锋,精神楷模,亦无不具备者这样那样的侠义精神,我们这个时代应是呼唤“侠”的时代。           三、关于情爱          “情”已经成为武侠小说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因素。金庸小说也是如此,他不仅写爱情,还写兄弟之情,父子之情,师生之情,写方方面面的情。情痴、情狂、情冤、情仇、情债,都写得经典入木。          譬如爱情,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有正统英雄式的爱情,有理想的爱情,有悲伤结局的爱情。情之高雅与凡俗;情之对应与失衡;情之深爱与背叛等,都道出了金庸言情的高超。       《笑傲江湖》中的仪琳遭到采花大盗田伯光的调戏,幸得少侠令狐冲见义勇为,舍身相救。此后,仪琳小师妹便对令狐师兄情根深种,难以忘怀。练功时也走神,打坐时也走神,茶不思,饭不想。然而,自由潇洒的令狐冲先有岳灵珊,后有任盈盈,心中始终没能给这个楚楚可怜的小师妹留下一片情地。有好几次机会,仪琳小师妹本可以与令狐冲成亲,可为了心上人真正的幸福快乐,她宁可孤孤单单地黯然伤神。在她看来,爱是一种给予,是不计较回报的付出。“只要任大小姐不约束他,只要令狐大哥快乐,我同样快乐。”或许,这就是爱的真谛。然而当“你所爱之人爱的却是别人”,她真的会快乐吗?青灯古佛,终老此生。       有些情却不得不在无常命运与爱情之间徘徊,并做出选择。《倚天屠龙记》中的小昭,和张公子情意相投,然而命运却无情地让她必须在远离张无忌和与张无忌共同赴死之间做出选择。于是她不得不抛开心上人,孤身一人,远赴重洋,从此天隔一方,有如参商,芳心何其苦楚。《射雕英雄传》中黄蓉第一次面对郭靖与华筝时候的凄婉欲绝,《神雕侠侣》里杨过在绝情谷等待小龙女等到太阳下山而逐日的痴狂,《笑傲江湖》上令狐冲听见小师妹岳灵珊嫁人后的伤心痛哭……          李莫愁死了,而那首歌却还没有唱完: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金庸写情何其深刻,深刻进人物心灵,终于到拷问爱情本质。“问世间,情是何物?”上升到近乎宗教的境界。梅超风这样的坏人,就对感情的态度来说,她和陈玄风也是忠贞不渝。陈玄风死后,她把他刻有《九阴真经》的皮肤硝制了,贴在胸前,日夜想念,虽是坏人,但是坏人的爱情依旧如此美丽凄婉。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乏这样的可能。     无怪黄药师会孤愤癫狂的吟唱贾谊的“且乎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碳兮,万物为铜。”情之一物,苦乐如是。        当然,除了爱情,金庸小说中更有兄弟之情、父子之情等等情。在《倚天屠龙记》和《射雕英雄传》中都写得淋漓尽致。张翠山见到重伤不治的俞岱岩时的愧疚难过;郭靖刺杀拖雷时帐外的踌躇伤心,而拖雷在帐内呼唤安答名字的徘徊难决;光明顶上,武当诸侠与无忌重逢相认的震动;真武观内,百岁寿筵时张翠山自刎后张三丰的肝肠寸断;郭靖南下与母亲大漠分别的怆然情景;桃花岛上郭靖亲手埋葬师父时的郁结痛苦;武当诸侠问及师父与少林的渊源时,张三丰道出自幼于少林卑贱出生后诸侠的感愧跪涕;灵蛇岛谢逊终于再见到无忌孩儿时的热泪纵横……如此深情,感天动地。           四、关于文化       海外“新儒学”奠基人之一的唐君毅先生在其《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 一书里,有这样几个问题:    吾人若承认,中国近百年来,至少在表面上,中国文化乃以西方文化之袭入,而一步一步退却,为西方文化所征服。于是可以使吾人生数问题:    一、中国文化精神,究竟是否有其永久不磨之价值?如其无永久不磨之价值,中国文化历史何以有数千年之久?    二、中国文化究竟有何缺点?如无缺点,何以近百年来,至少自表面观之,中国社会之变革,乃以西方传来之文化思想为领导?又何以中国现在沦至如此悲惨的国际地位,人民遭遇如此深之苦难?    三、中国近百年对于西方文化之一切接受,是否皆是必须且应当?西方文化真有价值之处何在?接受之态度当如何?    四、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之接受,是否必须先破坏中国文化之传统?或只须以其所长补吾人之所短?如吾人须接受西方文化,以补吾人之所短,是否即是将二种原来不同之文化精神重新加以综合,以创造中国之新文化?抑依中国文化精神之自身之发展,亦本当发展至一如是之综合之阶段?    五、中国当有的新文化之面目,大体是如何?中国近百年变乱之历史是否表示中国民族活力之衰弱?中国民族是否真有能力创造新文化?如何证明其有此能力?又中国近百年之变乱历史中,中国社会文化是否有真正之进步,其进步之处何在?”       这几个问题可以说是中西文化遭遇以来,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纠结的种种苦痛、希望、忧惧与困惑。每一个关心国家兴衰和民族文化命运的中国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些问题困扰,没有人能完全回答这些“天问”。而中国文化再造的命题,已经延续百年,并且还将延续下去,每一代人都必须面对并作出破解,虽然每代人的破解都被不置可否。尽管如此,其中依然有一些声音,在我们心灵中激起了更深广的回响。或许,正是伴随这一并无把握的解答,文化再造的过程也悄然展开——金庸小说的诞生    1958年,由唐君毅执笔,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人联名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宣言,产生重大影响,标志着“海外新儒学派”正式成立。    同年,金庸《射雕英雄传》问世,彻底奠定了金庸在新派武侠中的领军地位,《射雕》也被“金学”家们评定为金庸创作的第一个高峰。除布局和场面的恢宏壮观外,《射雕》的最大特色是成功塑造了不仅为武侠小说,也为整个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三个人物形象:少数民族领袖成吉思汗,机智明媚女性黄蓉,更有刚毅木讷体现原儒精神气象的郭靖。    金庸小说问世以后,国人已渐渐收起对武侠小说的轻慢,并随着阅读的深入,心中更涌起越来越强烈的惊奇和赞叹。国人也终于感到,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金庸小说都堪称文学史上的奇迹和丰碑,因为它足以激起我们持久的震撼,并可以和李白杜甫、和《红楼梦》、和《浮士德》、和《战争与和平》等作品相提并论。金庸鬼斧神工般的为我们留下了数十个栩栩如生、余味无穷的人物形象,超过《水浒》、《三国》、《西游》中任何一部,在人世体验和艺术想象的广度方面,更接近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等大师;    如同阅尽沧桑而又不弃人世的蔼仁老者,金庸小说充满对人性之高贵、良善、温暖、美丽的深刻体察。在中国文学中,自《红楼梦》后再次让我们看到了富有理想色彩的光辉形象,还为我们重新展现了唐诗宋词后日趋罕见的诗情画意;更难能可贵的是书中洋溢着由儒墨释道诸家智慧陶养而成的对人世的恻怛胸襟和悲悯情怀,一往情深复度迷破执。其感人与觉人的深度,求诸西方文学,也只有少数充盈基督精神的作品可与相比。其叙事语言,亦相应呈现出雍容和顺、舒徐蕴藉的风貌,这正是“极高明而道中庸”者应具的气象;    书中也不难找到关于中国政治、中国文化近乎百科全书般的知识,无论小说里无数的诗引,还是风貌迥异的地域文化,综合描绘了一幅动态、立体的中国文化长篇画卷,三教九流、琴棋书画,随处点染,均摇曳生姿。       至此,我们方可较为大胆地作出两个判断:第一,金庸小说,不仅是《红楼梦》之后最好的中国小说,且当属中国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之一;第二,金庸小说的艺术成就,亦远非西方当代小说之可比,而当进入世界最卓越小说家行列。    金庸武侠小说,赋予了“侠”以从未有过的崇高内涵——超过《史记》和唐传奇中对侠的理解,所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实际已是儒墨的境界。但一个“侠”字,又怎能完全涵盖得了金庸的创作?    《射雕英雄传》是关于主人公精神和人格成长的小说,相当于《威廉·迈斯特》、《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样西方文学中的“教育小说”或“成长小说”;《神雕侠侣》是一部言情——言死生不渝的至性至情之作,堪称《红楼梦》后又一部“情书”;《倚天屠龙记》,呈现的是仁爱胸怀和欲望世界的对立;到了《笑傲江湖》,仁爱胸怀已放弃感化世界的努力,更转化为一种自由人格,只想从充满野心倾轧的历史中突围而出,它是一部“隐士之书”;《天龙八部》,则是“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苦海无边,报应不绝,终于佛光普照,破痴化孽!至于封笔之作《鹿鼎记》,已是无武无侠,连作者本人都觉得更像历史小说了,亦是作者书生气退尽后对中国历史病弊的反思,对侠义理想的反思,有如中国的《唐吉柯德》    即便如此,金庸却从未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纯粹的武侠小说作家。因为他一方面借助商业文化的手段,表达自己内心严肃文化的追求,并和“新儒学”等严肃文化创造者们遥相呼应;另一方面,又在商业文化中源源不断的注入严肃文化的血液和品格,使之放射出从未有过的理想光辉。这,也构成了金庸小说雅俗共赏的独特魅力。       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一直在努力寻找“回应”之道和“返回”之途,他们相互冲突,激烈论争,各行其是,但大家都在不知不觉向着同一个方向走去。每一代人都不仅要继续回应西方文化这一共同挑战,还要回应上一代人留下的挑战,具体到唐君毅、金庸、钱钟书这一代人,他们就不能不对“五四”先辈们的挑战作出回应。    “新儒学”作出的回应是:返回民族最深的源头,以收拾濒于虚无瓦解的人心,接过“五四”的“民主”和“科学”主张并赋予新的内涵,以作为中国文化的新“外王而内圣”之途,批评“五四”忽略宗教的错误,充分探讨和肯定几大世界性宗教各具的价值,并将儒学精神明确提升到宗教的高度,以期在未来岁月与世界各大宗教一起担负人类共同之信念;钱钟书作出的回应是:返回中国诗性智慧和诗学文化的长河,以唤起民族灵魂对其最悠久的诗心的记忆,拆除“五四”以来中西诗心之间的隔膜,使二者聚于一炉,往复沟通,并在这一领域里完成了中西之融合。    而金庸,则以他浩瀚如烟的15部武侠小说,对中华百年文化之彷徨做了一个通透的回应。因为任何经典艺术的力量,必然来源于一个民族的生命长河中反复沉淀的原始意象,它们“为我们祖先的无数类型的经验提供形式”,并潜伏于每个该民族成员的潜意识深处,一旦触及这些“原始意象”的艺术品,我们就会超越个人的日常体验,不约而同地与它发生强烈共鸣。金庸小说,正是如此。    读书以明志,金庸小说不仅仅是用来消遣,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和灵魂的洗涤。 真人游戏|足球篮球|时时≡彩| 【和谐】投≡注| 网络赚钱:顶级信用≡提现百分百即时到账SO.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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